映象新闻

要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

服务业方面，据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指数，截至3月12日，全国生活服务业商家复工率仅为59%，餐饮行业复工率为64%，且客流量和营业收入还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受海外疫情扩散和输入风险的影响，目前各地疫情防控力度仍然保持在2月下旬的状态，社区控制、异地人员隔离14天等措施仍然是中国各地通行做法。

考虑到其在GDP占比已经超过53%，服务业恢复速度也是影响二季度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综合以上各细分行业受影响情况，一季度服务业整体负增长。金融业受疫情影响不大，1-2月金融业增长4.5%，略低于预期。房地产业也是受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1-2月份，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39.9%，与我们之前的测算基本一致。六、给企业和投资者的建议 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而言，疫情期间虽然所受冲击不同，但是总体来看，凡是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模式比较先进的企业，不仅受冲击小，而且复产复工速度快。

三、受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双重影响，服务业复苏缓慢 服务业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住宿、餐饮业。既然多年"滴灌"理想不达预期，怎么面对现实？根据"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水少小河干"的货币流向规律，只有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普遍降息、全面宽松才能真正解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的融资难问题，并有利于降低实际利率，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别急，人和人相互之间需要揣摩各种可能的合作场景。

可能基于相似的观察，孟子预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更喜欢引述的，是海勒女士的双重历史性学说，极简概括为两大命题： 其一，在全部可能的人生当中，一个人，携带着各种先天因素，恰好投生在一个使这些先天因素获得完美发展的后天环境里，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再说一遍：这是任何以创新为主旨的局部社会必须求解的问题。三，切不可轻视守门人这一称号，要知道，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将银行家称为资本主义的守门人。

任何系统的演化，转型的时间（称为过渡过程），常可预估为稳态时间的十分之一。创新，犹如熊彼特晚期描述的油画艺术。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篇长文阐述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基本问题，极简概括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之间难以化解的冲突。可是，据我观察，借助于当代技术的支持，大公司的管理科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在公司内部确立官僚政治的统治地位。于是，对企业里的每一中国人而言，企业只是人生问题求解的许多路径中的一条可选路径。为了生存，海勒指出，一个人有三条求生的路径： 一，服从社会环境对行为的规范，在学习社会生活的时间窗口（三岁至七岁）关闭之前，基本完成社会规范的内置。

据我观察，当代中国人的人生问题以及企业问题，是从转型期中国社会基本问题里派生出来的。因此，波普在一篇短文里建议公共政策制定者们不要给科学家过高的报酬。旧金山是同性恋世界的首都，从那里产生了硅谷，值得玩味。柏格森因为写了《创造进化论》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致他那次访问纽约导致了百老汇大道历史上的第一次拥堵事件。

又据我的体会，在中国转型期社会，抵制官僚化倾向以及三分之一定律的有效方式——这也是我给周围朋友们提供的创业八字方针：因人设事，因事设制。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人的焦虑感，普遍太高。

我的观察诱致我写了一本书，即2017年出版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我的一位老友，考察美国各地的硅谷现象之后有一番感慨：同性恋文化里有很强烈的批判精神，可能因此，有了后来的硅谷现象。

我1998年去访问布坎南的时候，提及哈耶克的思想，布坎南想起来哈耶克的一项考据工作：交易最初是朋友之间的事，很久之后，才有市场。两千年的官僚政治，是抑制创新的最沉重的历史遗产。这样的解决方案，以更高概率成为更长期的方案。虽然，他们注意到在中国社会做事不能照搬西方的惯例。最近两年，主要因为他与齐泽克之间2019年4月19日的那一场世纪辩论而被称为世界第一号公共知识分子、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Jordan Peterson在2019年11月的一次访谈中发表评论：不论是企业家还是人类社会，创新与守成，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三分之一定律是随机过程的一个应用，它意味着一个组织里坏人或者新人的比例一旦超过三分之一，就很危险，会影响整个组织的基本文化，并将大多数人变成坏人或新人。

她于2019年7月18日辞世，享寿九十。这样简单的原理，只因为与西方惯例相左，似乎很少被留学回来的这批创业者注意到。

也在这一视角下，我不妨认为，所谓主流文化，其实源于个体生命在双重历史性的困境里求生的第一条路径。我想象的创新型局部社会的守门人，应当为每一位有创造性潜质的员工量身定制一套人生发展规划，并且认真争取使这位员工的人生路径与公司发展的路径有足够长的重合期。

海勒的传奇人生，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介绍过。也就是说，企业家，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大多是试图创新以求生存的人。

新的文明，大约都是这样产生的。在中国，技术密度越高的企业，越要投资于人力资本。20年前，我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多次定义企业家精神，发表于当时流行的期刊，至今仍可检索，例如，我概括企业家精神为三项要素： 敬业，犹如韦伯描述的神召。总之，你要等着创意自发涌现。

据我观察，上述的八字方针之得以实施，关键环节是因人设事。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自然资源耗竭速度超常。

并且，我概括了创新的公共政策两大边界：一，提供足够的安逸。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推测，大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更高的概率为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在网络社会科学里称为局部性。

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哈耶克涌现秩序的开端。与我观察的西方人的创业方针可能刚好相反。

任何人，想要做事，不要想事，而要想人，想象他能与哪些人聊天交朋友。我推测，贝克尔的这一建议未必适合中国转型期社会。说实话，我们生活的时代，要求全世界的自由人联合起来，为了从旧世界的母腹中降生一个新世界。参阅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关于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介绍，在韦伯的视角下，人类社会注定要在具有奇里斯玛魅力的领袖人物和治理社会日常生活的猥琐官僚之间徘徊。

二，人力资源经理，这是我想象中富于创新精神的局部社会的守门人。局部社会可能做的事情，我推测，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不论何种公司文化及与公司文化匹配的治理结构，应为足够多的员工提供足够稳定的行为预期

合作，犹如诺斯描述的经济发展核心角色。西方社会的官僚政治，以惰性为特征。

于是，对企业里的每一中国人而言，企业只是人生问题求解的许多路径中的一条可选路径。与教育是社会的整体问题相类，局部社会很难防止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迅速流失到其他局部社会。